瓶为葫芦形，上部呈圆形，下部为扁圆形，长方形足。颈肩两侧各置一绶带耳。器青花红彩为饰，青花绘海水纹，红彩绘龙纹、藏传佛教吉祥图案八宝纹中的宝伞纹、金鱼纹。汹涌澎湃的海水，红彩蛟龙闹海，飞腾其间，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器辅以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回纹等。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又称为“抱月瓶”或“宝月瓶”。明代洪武时期御窑厂开始烧制此器物，有青花器。永乐宣德时期有青花与白釉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有仿烧，改称“马挂瓶”，为皇亲国戚骑马出行时贴身携带的用具。

　　青花加红彩装饰是明清瓷器品种之一，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其制作流程与工艺是在烧制好的青花器上，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红彩辅以描绘纹样，低温烘烤而成，在青花的衬托下，矾红彩愈显艳丽夺目，极富装饰效果。

　　器庄重典雅，构图疏密有致，纹饰清晰，釉彩搭配协调，令人赏心悦目。点阅海内外之遗珍，类此者寥寥，而以其工丽精致之状貌，则青花红彩器中罕有出其右者。

　　雍正一朝虽仅十三年，但御窑质量上佳，特别是自雍正六年唐英督理景德镇御窑厂陶务以来，制瓷工艺不断推陈出新，所出御瓷质量精绝，引来后世赞誉无数，史称「唐窑」。本品「清雍正 御制青花釉里红云海腾龙大天球瓶」即为「唐窑」所出无上隽品，其体量恢宏，直颈粗壮，腹部浑圆，造型及纹饰母本当自永宣御窑天球瓶化裁而来，足胫部绘海浪翻滚，口沿绘海水纹一周，其间留白，自右向左书「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横款，字体工整隽秀。颈及腹部通体满绘云龙图案，青花绘云气翻卷，汹涌澎湃；釉里红绘一苍龙于云气中腾跃，口齿怒张，须发披散，气势磅礡，右前爪前伸追逐前方的火珠，肌肉鼓胀，龙爪为三趾，皆锋利尖锐，气势撼人。其身形于云气中时隐时现，将飞龙在天的灵动体现得淋漓尽致，极富艺术表现力，明显受到南宋陈容的绘画风格影响。

　　陈容，字公储，号所翁，福建长乐人，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官至莆田太守，南宋著名画家，以绘墨龙图著称，以墨色浓淡及巧妙的留白表现神龙在翻腾的云海穿行，其绘画技巧和艺术价值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品以瓷胎为纸，钴蓝、铜红为墨，所绘云龙纹饰构图繁复细腻，章法严明考究，其艺术水平可与陈容之作比美，而以技术难度论，本品之瓷绘丹青则更胜一筹。其青花浓淡相宜，渲染有度，真有「墨分五彩」之神妙；釉里红沉着厚重，白描与平涂相结合，笔法精妙，色泽层次分明，不见浑浊、浸漫。须知青花和釉里红是两种不同的呈色剂，钴与铜烧成的温度和气氛要求不同，烧制难度极大，因制作工艺繁杂复而苛刻，自永宣后少有成器者，雍正御瓷推崇永宣御器，故御窑厂大力摹造，即便如此，观有清一代青花釉里红制品，青花浓重时则釉里红发色暗淡，釉里红鲜艳时则青花灰暗，两全其美者，百中不见一二，历为榷陶者所伤神，而本品之青花与釉里红均鲜妍欲滴，恰到好处，益见其难能可贵，由此也可见本品烧制技术之炉火纯青，可谓盖世之佳作。如此也难怪乾隆初年，乾隆帝对御窑厂作品「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的现象颇为不满，屡屡责问唐英，确实以本品之质量度量后世之作，实是鲜有匹敌者，乾隆帝的牢骚也能够理解了。（见《唐英瓷务长编》：乾隆三年十月，「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

　　如前文所述，本品器形、纹饰均自永宣御窑化裁而来，此种腹部浑圆的大瓶创烧自永乐，当是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纹饰见有绘缠枝花卉、穿花龙纹、云龙纹及青花留白海水龙纹四种，所绘龙纹布局大致相同，皆作回首状，龙身粗壮健硕，爪为三趾，宣德御窑出现属「大明宣德年制」款识者，亦为楷体，自右至左一行书写于口沿。清宫内府典藏丰富的永宣佳作，以致雍正皇帝有着常人不能够比拟的优势去领略永宣御窑之风采，从而对永宣御窑各方面的艺术成就取得深刻的认识，如此所凝积的美学思想使他们由钦慕古物转入摹古抒情之际，更具独特的艺术视野，往往撷其最精华之处组合化裁，既保留经典元素，又另见新意。他曾命将清宫旧藏永宣瓷器交由景德镇御窑仿制，并特别说明不必写年款，以期竞技于古人，如北京故宫藏一例雍正仿无款青花穿花龙纹天球瓶，青花苍雅，颇得原作神采，同时加入自己的审美喜好，笔触更趋细腻。清宫造办处文档对此类「摹古还需出新」的指示即有明确记述：「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芦式磁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尧照其款式仿烧造几件，其釉水如不能十分像，些须深浅亦可，将原壶上添一盖。」 本品亦是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的产物，其器形、龙纹形象、写款方式即是对永宣御窑的继承，而青花加釉里红的表现形式则是「摹古而不泥古」的创新，除本例外，北京故宫收藏数例雍正御窑佳作，其设计理念亦是如此，如「清雍正 青花海水白龙纹天球瓶」、「清雍正 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纹饰、布局相同，母本皆自永宣御窑而来，创新在于白龙采用剔刻工艺，红龙以铜红绘就，两相对照，令人耳目一新。

　　胤禛作为皇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熟读儒、道、释各家经典，继位之后，遵循圣祖康熙皇帝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以儒治国方略，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原则，勤于政事，在位虽仅十三年，朱批奏折达两万多件。勤政之余，从事艺术鉴赏当是他的最大爱好，内府的丰富收藏也为他优秀艺术修养的养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品味不凡，宋代美学追求空灵之美，平淡自然，注重自我表达的美学诉求与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最为契合。如他对宋瓷不饰雕琢的自然纯净之美青睐有加，故雍正御窑于单色釉成就颇高，所仿五大名窑，各釉色灿烂夺目，成就了一段陶瓷史上的传奇。除仿宋瓷釉色外，将宋代绘画融入御瓷的创作亦是一大创新，宋代绘画中，赏心悦目的花鸟、意境悠远的水墨山水成为主流，雍正御窑所出有珐琅彩瓷器中，即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以宋画画意为本，如台北故宫典藏「清雍正 珐琅彩瓷赭墨山水碗一对」，碗外壁一面以赭墨绘崇山峻岭，一高士坐于山石平台上，另一面绘潮水奔流，颇得宋人意趣，其他如花卉、禽鸟等题材，更是不胜枚举。

　　本品所绘苍龙气势万千，飞腾于海面云气之间，红蓝辉映，成功的将宋人绘画技法与瓷绘这一新的艺术载体结合起来，令观者不无赞叹不已。前文已提及，本品所绘云龙纹样为自陈容墨龙图而来，气韵生动，锋利的三趾龙爪尤为引人注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式龙纹常见于唐、宋、元工艺美术，清代则极为罕见，此时官窑几乎都为模式化的五爪龙，考其缘由，当是本品以陈容画作为粉本，是一件独特的「画意」御瓷。与本品相同的雍正作品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例，陈设于长春宫内；拍卖市场见有中国嘉德于1998年春拍上拍一例，编号752；另有北京翰海2001年春拍第1671号，口沿有伤，以1045万元成交。除御窑瓷绘外，同一纹样还用于掐丝珐琅作品，实物可见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季拍卖会第102号「清雍正 掐丝珐琅仿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尚见有数例同一风格的雍乾御窑佳作，与本品采用同一画样的见有两例属乾隆款者，一为北京故宫藏品，一例原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绘画风格摹画陈容画作最佳者，当属原藏台北鸿禧美术馆的「清雍正 青花九龙纹天球瓶」，画面上云气氤氲，大小九条飞龙身姿各异，于云海中腾跃，正是所谓「云龙九现」，青花浓淡得宜，将水墨淋漓的质感表现得极为成功；另有天津博物馆藏「清雍正 青花九龙闹海图天球瓶」，绘九龙飞腾，但少了云气的衬托，观感则略逊一筹，北京故宫藏有乾隆窑「青花云龙纹天球瓶」即是在此基础上绘云气为底色，但所有龙形皆是浮于云气之上，已无陈容所绘巨龙在云气时隐时现的神秘动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北京故宫藏一例乾隆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上，蓝、红二色皆发色可人，笔触亦堪精妙，惟云气亦是作为背景衬托，缺少了与红龙的互动透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前述乾隆窑「青花云龙纹天球瓶」在北京故宫出版物中明确说明此为乾隆三年御窑厂奉旨烧造的「宣窑放大天球瓶」，乾隆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亦是典型乾隆早期年款。

　　纵览以上数件以陈容笔墨为灵感源泉的雍乾御窑，可知雍正皇帝对此题材的喜爱，以致到乾隆初期御窑厂仍在烧造，其中除了对陈容作品的青睐之外，似乎还有可探究之处。大清由马上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清世祖顺治皇帝逐步接受儒家正统思想，而「孝」是历代儒学家推崇的思想之一，为此，他亲自为儒家经典《孝经》作注，并以自己作为孝的榜样，向天下昭示自己对母亲的敬孝，顺治十三年命内府刻印《万寿诗》一卷，书中集其为母亲博尔济吉特氏撰写的祝寿诗三十首。清圣祖康熙皇帝自幼由祖母抚养长大，八岁父顺治驾崩，他由此登极，十岁时生母病逝，自述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故对祖母极为孝顺，现藏北京故宫的康熙二十五年铭文铜鎏金四臂观音即为康熙皇帝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祈求长寿而特制。清圣祖康熙皇帝延续了顺治皇帝的治国理念，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重视孝道。康熙末年，政治渐趋腐败，诸皇子结党谋皇储，社会危机四伏，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之所以能继承皇位，即是因为其恪守孝道，处处关心父亲的身体，时时膝下问安，遵从康熙的教导，在藩时处事谨慎，不结朋党，与诸兄弟友善，加之圣祖康熙皇帝又喜欢胤禛的儿子弘历，故而能被立为皇储，并由此登极。胤禛对康熙皇帝的孝敬与尊顺可由一例清宫绘画得到印证，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照南宋楼璹《耕织图》刊本绘制《御制耕织全图》，以示重视农桑，北京故宫藏有《雍正像耕织图》一套，该图现存52页，其中46页上均有胤禛亲笔题写的五言律诗并钤「雍亲王宝」、「破尘居士」二印，可知该图绘于胤禛登极前的康熙时期，其内容和规格完全仿照焦氏本，所不同的是图中主要人物如农夫、蚕妇等均为胤禛极其福晋等人的肖像，这在历代「耕织图」中为仅见，其目的无疑是为了迎合其父康熙皇帝重视农桑的心理，以显示其对父皇旨意的践行。

　　北京故宫藏有一幅康熙帝写字像，画面绘青年康熙皇帝坐于金漆龙椅上，身前书桌上摆放有纸砚，左手抚纸，右手持毛笔，正准备挥毫，其身后安放有一巨幅座屏，屏中正是一幅墨龙图，画面上云气弥漫，一大龙自画面右上云气中探出身来，左爪抓住巨石，右爪高举，一小龙自左下波涛中腾起，仰首呼应大龙，画风与陈容之作十分接近。康熙皇帝酷爱书法，自云：「朕自幼习书，毫素在侧，寒暑靡间。」可见笔墨功力匪浅，具有相当高的鉴赏水平，他将此墨龙图作为描绘自己挥毫时情境的背景，足见他对这幅作品的喜爱，由此也可推测，作为皇子的胤禛陪伴在康熙皇帝身边时，也时常看到这幅墨龙图，故对其也钟爱有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方松花石雕苍龙教子砚，随砚石形状随形雕刻，正面上方浮雕苍龙教子纹饰，布局、形象与陈容之作颇为接近，背面镌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钤「体元主人」、「康熙辰翰」二章，后刻「赐胤禛」三字，表明其为康熙皇帝特别赐给胤禛，铭文也暗寓用人应取其长处，可见康熙皇帝对胤禛的教诲。

　　清代宫廷绘画中，如上述康熙写字像一样描绘帝王日常生活、爱好的作品并不少见，而在诸位帝王中，胤禛似乎是最为热衷于此的，他命宫廷画师绘制了多套描写自己爱好活动的各式行乐图，如胤禛对修道炼丹之术颇为沈迷，其中有一帧即绘雍正皇帝作道士装扮舒坐于山崖，左手执拂尘，右手拇指、食指轻拈一粒明珠，一派仙风道骨，山崖下波涛翻滚，一三爪青龙上半身自海中探出，身形与陈容所作近似，惟无陈龙之凶猛，神态更显恭顺，似被气定神闲的胤禛驯服，此画亦可作为陈容一派画法对此时宫廷绘画影响的例证。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至胤禛登极成为雍正皇帝，此类云龙题材才出现在雍正御窑，其初衷当也寄托了对父皇的思念。并且龙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以来就是王权的象征，本品表现的苍龙叱咤风云、势震山河的雄壮意气，同时也是在象征雍正皇帝如此巨龙布雨九土、施恩于民的德泽，设计者将雍正帝对父皇的一片孝心与思古之情，在审美高度纳于一身，终成此无上巨制，同时蕴含对帝王的歌颂，其理念可谓十分高明，由此又不得不提到其设计者唐英。

　　唐英，字俊公，自号蜗寄老人、陶成居士，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雍正六年奉使景德镇御厂，佐理窑务，充驻厂协理官；乾隆元年奉命停止窑工出使淮安关。二年又奉命复办陶务，以淮安关使并兼领陶务。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廷便与窑务相始终，先后榷陶二十八年之久，以「陶人」自居，日夜竭心求索和致力「陶之业，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中，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者。唐窑之物可分三类：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一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以表虔诚之心。一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印章入饰，署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隽公」、「蜗寄居士」、「古柏堂」等。

　　唐英富具艺术才华，除了设计与创作瓷器以外，对诗词、戏剧、书画均有造诣，只是为榷陶盛名所掩，不为人知。与唐英一样出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说道：「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据叶氏《再续印人小传》称：「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书，诗有清思，榷两淮、九江，珠山昌水见之笔墨者为多。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唐英擅长书法与绘画，平生尤喜作墨龙画，朋友中来求画墨龙者甚多。这在唐英的诗文记述中多有反映，前后曾赋诗七首皆涉及画龙一事，例如《陶人心语》卷五·五言绝句《偶画墨龙并缀小诗》、《题画龙赠九峰僧》，七言绝句《画龙寄钱集斋通政》。今日虽不见唐英所绘墨龙书画实物，但能确定其水平绝非平庸，正因具备如此高超的功底，唐英将其别出心裁移至瓷胎之上绘画，并非难事，故以墨龙入饰瓷器是为唐英之首创，由此足见其对墨龙画厚爱之深。唐英亲制墨龙器存世珍罕，见有原中国文物总店收藏「陶铸」款墨彩云龙纹题句天球瓶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的墨彩云龙纹笔筒，另有本公司曾拍出一件墨彩云龙纹题诗笔筒。以上三件均为釉上墨彩，为唐英自制文房，艺术水平虽高，但品级自是无法与本件供御之作比肩，故本品可为雍正御窑之绝品，可谓珍罕之至。

　　此盌器形雅正，弧壁浑圆略撇，胎质细密，均净如雪。从景德镇御窑跋涉上送京师，宫中妙画珐琅彩，外壁写生虞美人，黄自矜持、白怯羞绯、红恃娇纵、紫尚雅风，翠叶间，纤花或含蕾、或盛绽，曲茎摇曳微风中，石半掩、蝶萦绕，渲染描绘细腻如生。另一面墨题明人徐桂〈咏虞美人草〉诗二句，曰：「迎风似逐歌声起，宿雨那经舞袖垂」，既咏虞美人随风起舞之妍姿雅貌，又是借花怀古。诗前有「佳丽」，后添「翠铺」与「霞映」，共红料印三枚。盌心加缀三多瑞果，更显清朗秀逸。足底双方框内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

　　器形雅正，弧壁浑圆，高岭为胎，质密细腻，诚景德镇御窑佳品，皑白美如雪。跋涉送京，宫中添珐琅，外壁涩胎厚施彩，匀净透亮。着粉红为地，嫣绯嫩色，彷佛半怯羞容，庸须胭脂红。画四面梅花形开光，轻抹碧蓝，内绘群芳，恰似倚窗观晴空，青云映花浓。朱槿裙下难自珍，百合岂羡虞美人，玫瑰栀子不相让，水仙月季共幽香。花窗外，绀蓝雏菊俯压枝，瞰洋花卷叶，暗溢西风。妙笔下，或含苞、或盛绽，渲染细腻，纤瓣柔叶姿婀娜，意雅趣真。盌内巧留白，外底红料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宋体款，罩双方框，字体挺拔隽朗，照证清宫绝艺。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此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所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腹瓶外壁精雕祥云山林之景，山石嶙峋，花木葱茏，一五彩凤凰飞于云端，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瞧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有“百鸟朝凤”之意，弥漫花香鸟语。此瓶汇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于一身，集轧道、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

　　瓶颈部饰蝙蝠、悬罄，有福庆连绵之美意；蕉叶纹内饰龟纹锦地。颐卦卦辞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句，故而乾隆皇帝想到用龟背纹象征长寿。宁寿宫“颐和轩”隔扇及匾联上，即由螺钿以龟背造型拼成“养”字，与本器装饰呼应，有祈愿长寿之意。

　　此瓶外壁雕绘凤凰羽翼舒展，翎羽渐变渲染，莹莹有泽。有凤来仪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乃古之吉兆。《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飞凤仿若身披德义礼仁信等各种美德，自天而降，予天下祥福安宁。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方面的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易造成器物变形。

　　转心瓶之镂空外壁设计多见几类：或腹身呈交泰之状，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黄锦地乾坤交泰转旋瓶；或器腹主体绘花卉等纹样，其间设镂空开光或镂空纹样，开光处似苏州园林之花窗，转动间，移“步”异景，别有洞天，如故宫博物院藏黄地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或腹身整体镂空，透雕夔龙穿花、花蝶、云蝠等纹样，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磁胎洋彩玲珑转旋瓶。

　　此件结合开光与周身透雕二者之妙，然另辟蹊径，打破常见的对称布局，外壁随所绘自然之景雕琢。非对称、非规则之镂空，需精心设计制作。倘设计不合理，或是雕琢偏差、烧造温度不当，都极易造成器物变形。此瓶外壁将雕瓷、镂空完美结合，镂空处全凭画意，毫无刻意雕琢设计之感，乃以人工之巧还复自然之妙，画意浓郁，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巧思。

　　乾隆时期之清宫档案中，此类瓶或名“转旋瓶”、“转瓶”。如活计档载，乾隆八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锦上添花转旋蓍草瓶一件、宣窑青花转旋拱极尊一件……”。“转心瓶”一名或自清末始见，并延续至今。

　　纵观历代窑器，镂空者已数妙手偶得、殊为珍稀，转旋瓶于此基础上，以静态之瓷器，营造动态之效，将稍有差池便极易破损之瓷器，组合、旋转，其创意之巧、成造之难，皆引人惊叹！民国年间刊印之《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评其曰，“套瓶者，皆瓶内更有一瓶能转而不能出，其制作之巧妙，彩色之艳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极富创新性之工艺巅峰，皆仰赖督陶官唐英之巧思独运与竭力督造。清代之御窑厂设督陶官与协理官二职。督陶官主要负责向上奏报、向下传达、解交送京等事务，瓷器生产的具体事宜、御窑厂的日常管理则主要由协理官负责。然而，唐英则是督陶官中的别例。为深谙陶瓷之道，自雍正六年被派监督窑务始，唐英“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对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深入领会，不再只能“唯诺于工匠意旨”，而可以亲自参与瓷器的设计与制作，指挥工匠按其心意行事。故其任上，各式釉彩广为创制，更有交泰、转心等形制之新，其品类之丰、成品之精，成就了清代御窑瓷器烧造的巅峰。

　　乾隆八年，唐英于奏折中写道，“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摺送京呈进。”如今观之，玲珑交泰展现出很难来想象的技术难度与创意。仔细揣摩圣意，结合瓷艺原理，自构思至完工，作为设计者与监督者的唐英想必经历了众多苦心劳形的日日夜夜。于结果，他依旧是忐忑的：“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

　　乾隆皇帝显然对此颇为欣喜，命“留下其新式玲珑巧工瓷器……嗣后按节进十数件，俱要成对。如不能成对，即将各样烧造”。次年，“唐英烧造得上色锦上添花转旋瓶、碗等十八件”持进。未见于康雍时期之转心瓶，或即创制于此时。乾隆对此新创瓷器深表赞赏，命将“上色尊瓶碗十八件，并霁青顶大锦袱天球尊一件留下，其余五千二百七十二件送往圆明园”。

　　转旋瓶由内外多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故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等皆有极高的要求。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很重要，如果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套合处多有凹槽。为使卡榫不易脱落，凹槽时有黏胶。据活计档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而唐英烧成送到，已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可知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颇费工时。

　　此外，转旋瓶对运输亦有较高要求。乾隆二十二年，便有副催总五十因在运送途中，不小心将“洋磁转旋瓶三件”瓶身磕坏二处，被重责四十板，罚钱粮一年。由此亦可知对转旋瓶之重视。自设计、成造，至运输，自唐英、协造官、催总、副催总，至每一道工序上的艺匠，历时一年半载，方有今日我们所见之绝世佳作。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可谓无价之宝。

　　此瓶外壁环雕祥云、山石草木、溪流；轻转瓶颈，内胆随之转动，镂空处见鹌鹑、芦雁、锦鸡、鹰、孔雀、鸳鸯等各式鸟禽，或驻足仰望，或翩翩飞腾，多成双成对，有如手卷于眼前徐徐展开，似闻百鸟齐鸣，如有天籁在耳。绘画笔意似得清宫画家之妙，同主题之杰作如郎世宁绘《白鹰》、《锦春图》等，皆可于瓶身观得相似之神韵；如天津博物馆藏珐琅彩锦鸡芙蓉玉壶春等同时期之珍稀瓷器上，亦曾绘以相类纹样。百鸟各有其吉祥寓意，如鹌鹑谐音安，寓意平安，锦鸡象征富贵，鸳鸯则有夫妻琴瑟相合之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大章绘《凤凰梧桐》中描绘了百鸟朝凤。

　　随瓶身转动，百鸟似皆迎向凤凰而来，若朝觐的队列，恰如《诗经》所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意即凤凰高飞，百鸟慕名而来。凤常喻指女性，游龙戏凤，一阳一阴，乾坤和合。纵观乾隆一朝，得享百鸟朝凤之地位者，当非乾隆之生母崇庆皇太后莫属。乾隆皇帝对生母钮祜禄氏十分孝顺，有言必尊，每有出巡游幸，多奉皇太后同行。观此瓶设计之巧、工艺之难、成造之妙，非常有可能出自督陶官唐英之手。其或由乾隆皇帝命唐英定烧，为庆贺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寿之贺礼。乾隆十五年，即皇太后六旬大寿前一年，为筹备庆祝活动，乾隆帝大兴土木，改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修整西湖并更名昆明湖，堆筑瓮山（即万寿山）。庆贺之日，自紫禁城西华门至清漪园，一路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此瓶表现百鸟朝凤，恰似贺寿之队列，普天同庆，瑞意吉祥。

　　为母贺寿，既是情之所至，亦传递着“以孝悌治天下”之思，为家尽孝，方可为国尽忠。此瓶或为极受珍视之贺寿礼，或许曾陈设于重修之颐和园中，彰显着母子情深，传扬着孝敬父母、忠君爱国之治国理念。

　　本器外壁之山峦起伏，祥云缭绕，亦引人想起宋《太平御览》中引《唐书》之语，“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古人常以百鸟朝凤比喻君主圣明而天下依附，喻德高望重者众望所归。翻阅清宫档案，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九江关监督海福曾跪进“丹凤来仪转瓶成件”。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间，海福任九江关监督，兼任督陶官，即此前唐英所任之职。据档案载，此器为乾隆三十年海福献上的元旦贡物。新年贺礼想必是福海精心之选，以求令圣心大悦，更蕴含着对未来一年的祝福。此件转心瓶若为此次所贡，百鸟朝凤则如唐人所指，是对乾隆皇帝之恭维，赞其德行高洁，乃圣主明君，得有群贤必至，天下归心。

　　据清档载，此件以海福之个人名义进贡，且至其卸任之时，此器亦未核销款项，当为其自筹资金烧制。海福在任之时，协造官为老格，是清代任期最长、功绩卓著的协理官。其任职的二十八年间，相继辅助了唐英等七位督陶官，保障了御窑瓷器制造的持续高水平输出，督陶官多评价其“为人谨慎，活计谙练”、“办事勤焕”。为博皇帝圣心，由督陶官自筹款项为进贡所烧，想必其在制作的步骤中当更为用心，精益求精，加之经验比较丰富之老格协理，可知此对瓶烧造之用心，水准之高。且贡瓷数量较少，更显此类之珍稀贵重，非寻常大运瓷器可比。

　　因自发银两成造贡瓷及传办活计，海福被立案调查。查核者于清档中详列当时烧造器物之名称及款项银两。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海福共烧造捐贡瓷器九百六十一件。纵观其目，大多数成本不足五两，成本逾十两者，仅不足二十件，如洋彩太平如意尊银十九两，嘉窑青花八仙葫芦大瓶十五两。造型复杂者如洋彩吉祥佛塔，每件二十五两。转心瓶之成本普遍较高，如百子太平大转瓶，银五十五两。而所列最贵者，即前述“丹凤来仪转瓶成件”，成本达六十两之多，较松绿抹金玲珑香筒（每件十七两）成本三倍有多。其一件可制三件洋彩万寿玲珑转瓶（每件十八两），或可制仿红雕漆盒二十余件（每件二两六钱）。且其并非一次成功，在“捐贡烧造破损”清单中，亦列有“丹凤来仪转瓶二件（每件六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由是可知此件之珍贵与难烧。

　　贵重之器，亦配以珍稀之物。转心瓶曾作为花插陈设宫中，其内常配牙花等物。如乾隆二十二年，曾给五彩磁转旋瓶三件配牙花三束、碧玉如意一柄、新山玉如意一柄、汗玉磬二件；乾隆二十八年活计档载：“太监如意交洋彩瓷转旋瓶二件，传旨着配牙花”。档案中载其陈设之地，见有圆明园、宁寿宫、热河布达拉庙、永安寺等处。且档案中数次提及，转旋瓶留作宫内大节时摆设，可知其地位特殊，当为珍稀之选、祥瑞之兆，深得帝王青睐与珍惜。

　　与本器最为相似者，见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描金云蝠转心瓶。其外壁通景雕云蝠纹，镂空处可见内瓶绘山水，画意画风与本器颇为相仿；颈、肩及近足处皆饰胭脂红地或黄地勾莲纹，轧道为地，花卉枝叶深得西洋巴洛克之风，与本器上下装饰十分相近，皆为乾隆时期御制洋彩佳作。洋彩始于雍正年间，乃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创，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所用颜料与珐琅彩相同，模仿西洋画法。制作“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必谙熟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见唐英《陶冶图册》），故得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见唐英《陶务述略碑记》）。此器无论锦地花卉，或是凤凰百鸟，皆细腻灵动，色彩缤纷，只有“绘事高手”、深谙颜料火候之顶级艺匠，方能有此杰作。

　　乾隆帝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洛克”风格。巴洛克始于十七世纪欧洲，以富于动态、立体感、空间感为特色，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富丽奢华。其影响遍及建筑、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洛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洛克。

　　巴洛克风格影响下的剧场舞台也经历着变革，诞生了巴洛克风格布景，即多层侧幕布景体系。于舞台边景位置，放置多层平面景片，换景时，只需依次移开前面的景片，露出需要的景片即可。后来发展出从上端挂下的檐片景，及可卷起或可推开的背景。侧景、背景、檐片景皆可迅速变换，诠释着巴洛克之动态与空间感。本场另一珍奇稀有之佳作，为乾隆时期御制沉香雕仙山楼阁嵌西洋镜座屏。其于六层纸版上绘不同场景，最底层如舞台之背景，前五层做大小不一之镂空。借用西洋镜面反射，将六层景致同时交叠于眼前，层层错落，有如不同侧景、檐片景列于舞台。

　　此瓶内外两层，犹如布景之前景与背景。前景中的每一处镂空，都好似侧景与檐片景造就的舞台效果。观者绕转心瓶而行，自山峦之不同角度向内窥望，好似舞台切换侧景。轻轻转动瓶颈，内瓶所绘群鸟穿行于外瓶之山峦云端间，似舞台之背景亦在不断切换。随观者步移、随内瓶转旋，前后景致交叠错落，似有万千组合、万千画面。景深与空间感，不断切换变动的视野与背景，皆深得巴洛克风格之精髓。

　　转旋瓶之设计似也与乾隆时期流行的钟表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洋钟自明代由传教士带入中国，渐为宫廷所喜爱。乾隆皇帝尤其喜爱按时转动、奏乐的时钟，如其在《咏自鸣钟》中赞叹，“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钟指弗差舛，转推互转旋。”“转推”与“转旋”间，乾隆赞叹着时计之巧夺天工。清宫旧藏之钟表中，有配复杂变动装置者，开动后，有人物跑动、水法运转等效果，迎合了乾隆皇帝对新颖奇技的偏好。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即为一例，底层四面设窗形孔洞，内绘山水，见《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图版16。弦满开动后，八仙随链条做圆周运动，于钟体四面开光中循环出现，其效果似与转心瓶颇有相近之妙。转心瓶中亦有设“自动”转旋功能的，如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镂空转心瓶，其内设铜叶九片。外瓶注满水时，便可驱动铜叶，带动木轴、齿轮，内瓶随之转动，犹如古时之走马灯。本器虽非以水驱动，然榫卯扣合之瓶颈与内瓶，亦似钟表齿轮咬合，转旋间妙不可言。

　　转心瓶落款方式多样，常见六字三行篆书款，如此件署四字款者较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万年甲子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镂空云龙纹夔凤耳转心瓶，及，分别以矾红彩、金彩及青花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可资参考。此种款亦偶见于乾隆九年之前的洋彩御瓷之上。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少数。已知转旋器多按乾隆旨意要求成对烧造，偶有单只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转心瓶十二例，另有转颈瓶两例、转心笔筒一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转心瓶十一例（四对又三件），此外亦有转颈瓶一件，转心笔筒、渣斗、冠架、旋转碗等数件；南京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各藏一例。

　　转心瓶更是市场中难得一见之珍品。放山居或曾藏交泰转心瓶一只，形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近，见其1971年于佳士得举办之专场拍卖，编号56；苏富比纽约1985年6月4日曾上拍一对镂空转心葫芦瓶（编号79）（尺寸为31.2cm），后于苏富比香港1997年4月29日再次上拍，编号688，为胡惠春家族旧藏，惜其一只底座修，底部有两冲；北京瀚海1997年12月20日曾上拍一只，编号1224，其颈部巧设童子，较为少见，后于2008年5月11日再次上拍，编号2183，成交价2133.6万人民币；佳士得香港2007年5月29日售出清乾隆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成对（编号1370），成交价3392万港币，应为转心瓶之外套瓶，憾内胆遗失；法国Tajan拍卖1987年3月16-18日曾上拍一对时时报喜镂空转心瓶，后于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28日再次上拍（编号418）。此对之一于2019年12月4日在保利卖出，成交价9200万，为此前近年来市场屈指可数之镂空转心瓶整器。

　　本器之体量颇大，高至63cm，为可流通于市场中最大者，亦为已知存世同类器中第二大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大套瓶（高73cm）。南京博物院藏霁蓝釉描金乾隆行围图旋转瓶，为该馆镇馆之宝，其高60.5cm，略小于本器。逾半米之高度，陈设于室，极见气势。如此体量，融汇镂空、转心之技艺，对制作的精度要求更高，难度亦更甚于同类。得存于世，转旋如常，更巧以转心，呈现“百鸟朝凤”之态，题材稀见，且雕工绘工如此细腻，釉彩如此鲜丽，或为唐英亲自设计督造之杰作，蕴乾隆帝孝敬母亲、以孝悌治国之理念，或为进贡乾隆之新年贺礼，寓意圣主明君，群贤毕至。其洋彩装饰与转心之效，颇见欧洲巴洛克风格，凤鸟山水则是传统中国题材，两相结合，见大国盛世海纳百川之胸襟，堪为稀世之珍，冠绝于时。